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在歷史上是否有過進步作用問題，在中國哲學界，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不同見解。研究這個問題涉及較廣，過去，在中國哲學界又無專題研究，故而，需要付出很大精力。現在，筆者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來，供大家參考。

斷言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在歷史上有過進步作用者，主要是以西歐近代形而上學曾經“促進”了西歐近代自然科學和哲學唯物論的發展為根據。對此觀點，筆者持有不同看法，茲將拙見陳述如下：

一、在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中它是否起過促進作用？

這個問題，在西歐近代自然科學進入整理材料階段，即十九世紀之後，是沒有爭議的，大家均認為，此時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只起阻礙作用。而爭論是發生在西歐近代自然科學還處於搜集材料階段，即十九世紀以前。

有人認為，在西歐近代自然科學還處於搜集材料階段，即十九世紀之前，西歐近代形而上學是起著“促進”作用的。他們的理由是，分門別類方法，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哲學，人類進入對自然界個別部分的認識，它們是推進了這個時期自然科學的發展，以此歸功於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對此觀點，筆者亦持不同見解。

首先，看看分門別類方法。

從15世紀後半期到18世紀末葉，將自然界分解為它的個別部分，把各種自然事物和自然過程分成一定門類，按其多樣的解剖形態，來研究有機體內部構造，所有這些都是對自然界認識大跨步前進的基本條件。可是，這種分門別類方法，同時也傳給當時科學家一種習慣，即孤立地觀察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把它們置於一般的大聯繫之外，不是從運動中去觀察，而是從靜止狀態中去觀察，不是看作本質變化著的事物。這種思想方法，由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移植到哲學上，成為17、18世紀特有的局限性，即西歐近代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由此可見，分門別類方法對西歐近代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形成，是具有重大影響的，但它本身並不是西歐近代形而上學，而是自然科學的具體研究方法之一。

分門別類這種自然科學具體研究方法。15世紀後半期就已廣泛採用，而西歐近代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17世紀初才形成，盛行於18世紀，即前者早過後者。

分門別類這種自然科學具體研究方法，對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是起著很大的推進作用。然而，它不僅是19世紀以前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而且也是19世紀以後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分門別類方法，在古代就已產生，在今天仍然被採用著，即是將來，也少不了它。而且，從它產生以來，一直都是行之有效，就是未來，還會如此。

如果把分門別類這種自然科學具體研究方法，與西歐近代形而上學等同起來，把它促進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歸功於西歐近代形而上學。那末，西歐近代形而上學豈不成為，不論在近代，還是現在和未來，都起著促進自然科學發展。然而，這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總之，把分門別類這種自然科學具體研究方法促進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歸功於西歐近代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不恰當的。

不過，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好或絕對壞，即並非一切均好或一切皆壞。好事物中會有一些不足之處，壞事物中也會含有某些積極因素，好壞之間，存在中間地帶，交錯狀態，過渡階段，絕對化不符合客觀實際，應取其優點，去其缺點，擇精除蕪而用之。

片面性、靜止性、機械性，是西歐近代形而上學三大局限性，它是錯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然而，古代自發的形而上學思想方法，對西歐近代分門別類這種自然科學具體研究方法之運用，還是相吻合的，有其某些積極因素。不過，它尚未形成西歐近代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而它本身並非分門別類方法。

又如，唯心論主張精神第一性，物質第二性，顛倒次序，是錯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但唯心論強調精神的重要性，在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方面，則有其積極因素。常識表明，心情舒暢，堅強意志，樂觀精神，心態平衡，對養生之道，治病方略，極為重要，這也是人的主觀能動性重要性之體現。

其次，看看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唯物論哲學。

在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中，西歐近代哲學唯物論是起著推動作用的，但這裏並沒有形而上學的功績。誠然，西歐近代唯物論哲學是形而上學的唯物論，然而，推動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只是其中的唯物論世界觀和方法論，並不是其中的形而上學性。至於其中的形而上學性，沒有起著促進作用。

在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唯物論哲學中，唯物論和形而上學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其中形而上學阻礙了唯物論的發展。因此，在評價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唯物論哲學的歷史作用時，必須把其中的唯物論和形而上學性區分開來。由此可見，把西歐近代哲學唯物論對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的促進作用歸功於形而上學，是不合適的。這裏需要指出，自然界客觀過程的辯證性質和形而上學是根本矛盾的。

再次，看看人類進入對自然界個別部分的認識。

在西歐近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新興的資產階級出於自身的經濟利益，他們要求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但是，要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再停留在古希臘自然哲學基礎上，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了。古希臘自然哲學，還沒有進步到對自然界進行解剖和分析的階段，還把它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在古希臘，自然現象的總聯繫還沒有得到逐一證實，這種聯繫，乃是直觀的結果，帶有極大的猜測成份。這種對自然界只作籠統描繪的自然哲學，不能對具體事物進行具體分析，無法解決生產中具體問題，不能適應發展科學技術的要求。因此，在自然科學家面前，便提出了新的任務：需要對自然界進行詳細的解剖和分析，深入它的個別部分，搜集大量資料，然後以精確的事實為依據，從事理論概括，建立起精確的自然科學。而當時的自然科學家，正是這樣做了。

人類進入對自然界個別部分的認識，這是人類認識史上一個重大進步，它對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然而，形而上學在這裏也沒有任何功績。雖然，當時人類進入對自然界個別部分的認識，對西歐近代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形成產生很大影響，可是它本身並不是形而上學，而是一種正確的認識方法。

辯證法唯物論也要求認識自然界的個別部分。要求認識從個別開始，這是認識論的唯物論，並不是形而上學。至於西歐近代形而上學的特點，就對自然界的認識而言，絕不是在於要求認識自然界的個別部分，而是在於不懂得矛盾是自然界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瞭解自然界事物的內部矛盾是自己運動發展的源泉，從而抹煞了自然界事物的普遍聯繫和普遍運動發展，把自然界事物看作是彼此絕對孤立和永久不變的，即使承認變化，也只限於數量增減和場所變更，否認質變，而且硬把一切變化的原因歸於外力的推動。然而，西歐近代形而上學的這些特點，對19世紀之前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不是促進，只是阻礙作用還沒有顯現出來而已。

因此，在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發展中，把人類進入對自然界個別部分的認識所起的巨大推進作用歸功於形而上學，也是不恰當的。關鍵在於，形而上學的片面性、孤立性、靜止性、機械性，有悖於自然界的客觀規律。

自然界本身是辯證的，自然界的辯證性質與形而上學是根本矛盾的。因此，如果用形而上學自然觀指導自然科學研究工作，必然會阻礙著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可能會起什麽促進作用的。雖然19世紀以前，西歐近代自然科學還處於搜集材料階段，在這個時期，即15世紀後半期至18世紀末葉，形而上學對自然科學發展的阻礙作用尚未顯現，但不等於它對當時的自然科學發展起過促進作用。

筆者認為，西歐近代形而上學對西歐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僅在19世紀以後只起著阻礙作用，而且在19世紀之前也沒有什麽促進作用，只是它的阻礙作用還沒有顯現出來而已。

二、在西歐近代哲學唯物論發展中它是否起過促進作用？

有人認為，在西歐近代哲學唯物論發展中，形而上學是起過促進作用的。其理由是，西歐近代唯物論哲學，是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其中形而上學論證了唯物論原理，是為唯物論服務的。對此觀點，筆者則持不同看法。

（一）簡要歷史考察

遠在古希臘，形而上學就已產生，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就已存在。當時，形而上學是跟唯心論結合在一起的。

形而上學是一切哲學唯心論的認識論根源，這個原理，在古希臘也不例外。只要考察一下柏拉圖的客觀唯心論觀念論，亞裏斯多德動搖了唯物唯心之間而最終倒向唯心論的關於質料與形式的學說，即可明白。

柏拉圖是割裂了一般與個別的辨證關係，把觀念片面地膨脹為脫離了個別事物而獨立存在著的客觀實體，個別事物只是觀念的表現形式（摹本、影像）。亞裏斯多德是把質料與形式、物質與運動割裂開來，把全部能動性都給予形式，否認物質自己運動這個真理，從而提出了“形式之形式”作為引起一切運動的“不動之推動者”，它實際上就是神，這樣，最終便陷入了神秘主義和客觀唯心論。

在中世紀的西歐，形而上學在經院哲學中表現得特別突出，一直佔據著統治地位，嚴重地阻礙了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發展。例如，由於經院哲學家們不懂得辯證法，割裂了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的辯證關係，結果就出現了唯名論與唯實論無休止的爭論。

唯名論在反唯實論鬥爭中，給予對方很大震憾，起過一定進步作用，但這不能歸功於它的形而上學性，而是因為它是唯物論的最初表現。相反的，正由於它具有形而上學性，把事物的共性與個性割裂開來，否認了共性的客觀存在，抹煞了概念內容的客觀性，因而往往成為陷入主觀唯心論的失足點。正因為它在反唯實論鬥爭中，只是以一個片面性反對另一片面性，所以不能真正駁倒對方。

形而上學雖然在古希臘就已產生，但作為一種完整系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是在17世紀初才形成的。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唯物論哲學家，他們大力復活（利用）古代希臘羅馬的樸素唯物論和自發辯證法思想，作為向封建教會進攻的理論武器。他們不僅繼承了古代希臘羅馬的自發辯證法思想，而且還發展了它。只是到了培根和洛克把當時在自然科學家中已經形成起來的孤立地、靜止地研究自然現象的習慣移植到哲學上來，才最終形成了完整系統的形而上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培根的代表作《新工具》，出版於1620年，它雖然還保存著若干自發辯證法的因素，但就其主導方面來說，已經是形而上學的性質。至於洛克的有關著作《人類理解說》，那就晚多了，它開始寫於1670年，發表於1690年。(二之一)